第四章 一生要离几次婚 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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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38年1949年，国民党退居孤岛。滞留在台湾各地的老兵很多，几乎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。

他们离开大陆越久，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就越强烈。凭良心说，由于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打过仗，受过伤，吃过苦，国民党政府给予他们的待遇还算是不错的。到年龄退伍以后，他们一般都住进了“荣民之家”，差不多每个月有两万元的退休金，如果是当官的，还要多一些。按理说，过日子是没有什么困难了，可是他们精神上却十分空虚。你想，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既没有家眷，也没有子女，更没有任何亲戚，每天面对的就是冷冰冰的床铺、板凳，还有与自己一样渐渐老去的老兵，不能不令人感到厌倦。白天还好过一些，到了夜晚，谁都会感到异常寂寞。将人久久折磨的思乡之情实在无法排遣。

他们之中几乎谁都挨过枪子，吃过弹片，身体有伤病，行动很不方便。唯一可以消遣的地方，是台北的西门町。或者去今日公司逛百货商场，吃点心，买一些日用品，或者去歌舞厅听歌，捧歌星，认干女儿，“吃豆腐”。他们并不吝惜钱，打仗的时候连性命都不吝惜，干吗把钱看得那么重？简直把口袋里的退休金全都花掉，才算心甘。

这，给艺员们提供了赚钱的机会。

歌星在舞台上演出，一曲《我的家在大陆》，勾起了老兵们无限的思乡之情；一首《苦酒满杯》，让老兵们热泪盈眶。尤其是女歌星的演唱，总是让老兵们感慨万分。显然是由于担心民众的情绪太波动，对社会的安定不利，台湾当局有一度明令禁止了《苦酒满杯》、《三年》等好多首歌曲，不准演唱。

但即使如此，西门町依然红火，而且不断地流行“红包场”。以往观众给歌星捧场，是献上一束鲜花，演出结束时，歌星可以凭着收到的鲜花去向歌舞厅老板算礼金。然而很快人们觉得这样太麻烦，还不如干脆直接给歌星塞红包。全盛时期，整个台北有十几家大型歌舞厅，每一家每晚有10万元的红包可以发，据说一连二十年不衰退，谁能计算得出吞掉了“荣军”们多少红包？

崔百岁假如没有电影公司的片约，就在西门町的歌舞厅里做主持，或者是演出滑稽节目。老板给他很高的报酬。与歌星们不同的是，除了每天一万多元的底薪之外，也可以收到红包。于是他口袋里的钱迅速地增多，有时多得连自己都弄不清楚。

坦率地说，在这段时间内，也不是说没有碰到过让他心跳加快的人。

有一次，在台北演出，他住在统一饭店，有一位柜台小姐吴美惠对他的印象很好，看见他进门就热情地招呼，需要做的事情都为他安排得很妥贴，让人心里感到十分舒服。

显然她已经超出了为一般客人服务的水准。

崔百岁从别人的口中打听到，她是基隆人，目前独身，不知道是离婚了还是没有结过婚。但她有一个三岁的儿子，长得十分讨人喜欢。

一来二往，两人就熟悉了。

感情发展的速度超出了崔百岁的预料，没有多久，他们之间便无话不谈。崔百岁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，坦率地将自己的几次失败的婚姻情况，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美惠。

美惠听罢，沉默了好久。心里想，这个崔百岁虽然是个四处跑码头的艺员，为人却很坦诚，很风趣，演技也很高。假如与他生活在一起，一定是整天都会有笑声的。尽管他以前的路走得不太顺当，可是只要两个人感情好，并不影响以后怎么过日子。只是……只是自己作为一个单身妈妈，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儿子，她倒是暗暗担心年幼的儿子会成为两人感情之间的阻碍。

崔百岁了解美惠的心思，十分真诚地对美惠说：

“我今年已经三十多岁了，什么也没有。你有一个儿子，真是太好了。美惠，你的儿子，不就是我的儿子吗？我结了三次婚，没有一个儿子，现在还没现在还没有结婚，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，这儿子是老天爷给我的啊！我们崔家已经是七代单传啦……”

这时他才知道，美惠的儿子是一个私生子，生出来以后从来没有报过户口。崔百岁与她谈婚论嫁时，做的说，大批离乡背井的打工仔，每年只能与妻子团聚一两次。即便是那些台资企业的白领，也很难一想回家，就飞过海峡去。他们不正常的性事，必然会酿成社会隐患。这绝非危言耸听，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是非常可怕的。那些肆意游荡的男性荷尔蒙足以颠覆许多东西……

许廷高想，看看这些年纷纷来到谷安的外乡人，再想想长三角、珠三角，有多少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城市，比谷安的流动人口更多？走在大街上，熙熙攘攘的到处都是车流、人流，能够握手点头的人却越来越少。有时候，他会从一张张陌生的脸，猜测着他们的来历。二十来岁的大致来自四川、河南、陕西、江西或是苏北。中年人则有很多则有很多携妻带子是从海峡对岸过来投资的。也时常出现白皮肤、黑皮肤的老外。应该承认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固有的生活方式的，是从海峡对岸飞过来投资置业的台湾人。用闽南方言演唱的歌曲《爱拼才会赢》之类，居然被很多本地人唱得丝丝入扣——假如连这首歌都不会演唱，可就老派了。

在这样的城市中，只要你肯努力，就可以赚到足够的钱。与此同时，每天又有无穷的压力。因为一旦你想到别人的钱比你多得多，你口袋里的钱就变成了薄薄的纸片。

是的，细数这个星球的城市，哪一座不是由田园乡村渐渐演变而成的呢？无论纽约、上海、东京，还是巴黎。是汽车的轮子碾出了四通八达的通衢大道，又驼来了一座高似一座的摩天大厦。人类的伟大，或许就在于能按照自己的意愿，构筑让生活更美好的家园。

显然，在生活中，道德的自我约束，无疑比司法惩罚更加有意义。人，毕竟是有思想、有控制力的动物啊。但是，从另一方面看，要使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得到保障，必须创造一定的客观条件。诸如关心他们的夫妻团聚、子女教育、福利待遇和住房等等。正视现实，寻找一条合情合理合法的途径，也时非常重要的……

领导干部们并非天天正襟危坐，板起脸来作报告。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，在闲暇时也会相互开一些荤荤素素的玩笑，林光祖的经验难免成为他们的话题，说性爱确实是青春不老的滋补品。但，这种口头上的腐败，没有人会上纲上线，纪检委没依据，也管不着。大陆和台湾终究有许多差异，台巴子们所做的某些事，道德纲纪难以处罚，只能由他们任性。而为了招商引资，政府官员们可以表示理解，甚至无奈地默许，自己却是绝不会模仿的。往浅处讲，是做干部的素质，往深处讲，那毕竟是要以牺牲政治生命为代价的啊。

这，大概是林光祖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因素之一。

还有更重要的因素，是林光祖最近与政府部门始终纠葛不断，让许廷高的心里颇不舒畅。

说得简单点，是瑞晶公司的厂区，已经被规划局纳入了文化广场的建设用地，他却一会儿说厂房搬迁成本太高，难以承受，一会儿又说要做房地产，建造高档写字楼和酒店式公寓，希望政府能给予土地置换。负责动迁的部门跟林光祖交涉了几次，磨破了嘴皮，可怎么也推不动。他要么不肯松口，要么开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天价。

他振振有词地说：

“我们瑞晶公司的土地，签定了七十年批租合同，刚刚过去了十二年，大红图章没有褪色，政府凭什么要轻易毁约？当初我们来考察时，许市长还是规划建设局的局长，如果不是他推荐这个地块，我们早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啦！”

瞧，他居然把责任都推到了许廷高身上！